晚清科学翻译的文化研究,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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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内容摘要: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

如果跳出辉格史观,再考察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尤其是中西学术方法的会通,不仅可以丰富对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的理解,同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的异同。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关键词:译著;底本;西方科学;语言;译者;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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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作者简介:聂馥玲,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如果跳出辉格史观,再考察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尤其是中西学术方法的会通,不仅可以丰富对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的理解,同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的异同。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前一个时期主要介绍的是演绎方法,后一个时期则更为侧重于归纳方法。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合作,借用“格物穷理”概念把西学阐释为“格物穷理之学”、“穷理诸学”或“穷理学”。“格物穷理之学”由徐光启提出,以度数之学为基础,加以天文历法、舆地测量学、气象学、水利工程、音律、军事、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和工程、医药学等“旁通十事”,整个知识体系借助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来形成具体知识。“穷理诸学”出自傅泛际和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知识形态包括名理学、形性学、审行学、超性学,对应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学与方法论、自然哲学、数学、形而上学,因此也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一样以演绎推理贯穿始终。“穷理学”即南怀仁汇集耶稣会士译著而成的60卷《穷理学》。南怀仁所使用的“穷理学”概念由《名理探》中的“穷理诸学”发展而来,较后者仅删除了形而上学中的自然神论部分,仍然保持了知识的统一性。由于《穷理学》并未刊刻,抄本也多有散失,目前仅可见14卷残抄本。这些残抄本分布于“理辩之五公称”、“理推之总论”、“形性之理推”、“轻重之理推”四个门类,其中的“理推”或“理辩”均为凭借理性进行推演之意。可见,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以演绎方法贯穿整个知识体系。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也被直接介绍给中国读者。《名理探》把逻辑学介绍为“推论之总艺”,也就是根据已知前提“推而通诸未明之辨”。该书的原本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是欧洲科因布拉学派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注解本。根据傅泛际和李之藻所用底本,二人应已译出范畴论、词句论、三段论、论证论四个部分。《名理探》目前可见的部分对应于原本的“范畴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讨论了宗、类、殊、独、依五类概念和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赞久、得有十个范畴。另有三段论的内容(对应于《前分析篇》)被译为“理推之总论”,见于《穷理学》。在此之前,艾儒略还曾在《西学凡》中简要介绍了西学课程体系中“落日加”课程及其六个门类:落日加之诸豫论、万物五公称之论、理有之论、十宗论、辩学之论、知学之论。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以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为代表,其时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演绎方法的影响。在方氏学派那里,由“质测”而“通几”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象数”。这一立场不仅源于该学派的易学传统,也是受到了徐光启“格物穷理之学”以数学贯穿其中的影响。在强调“象数”的同时,方氏学派也同样推崇西学中的“质测”,即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事实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不仅宣扬理性,也强调通过经验获得知识,具有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重属性。不过,他们并没有说明如何从经验到知识的科学方法。雍正禁教后,中西文化交流也被切断。直到清末,西方科学处理经验所用的归纳方法才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和上一阶段一样,归纳方法也分为两个层面传入,其一是归纳逻辑规则的直接传入,其二是归纳思想与归纳方法随科学译介的传入。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归纳逻辑规则的传入得益于传教士对归纳逻辑著作的译介。慕维廉及其中国合作者沈毓桂翻译的《格致新理》《格致新法》《格致新机》,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尽管这只是培根所谓的“破坏部分”,但仍然有力地批判了固守经典的认知模式,尤其是分析了妨碍认识的“四假象”,确立了观察和实验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其后傅兰雅的《理学须知》则对密尔《逻辑学体系》一书进行了译介。除了对归纳逻辑原典的介绍,艾约瑟还翻译了一本当时在英国非常流行的逻辑学普及读物——耶方斯的《逻辑学》,译名为“辨学启蒙”。书中同时包含有对归纳推理(“即物察理之辩论”)和演绎推理(“凭理度物之分辨”)的介绍。按照赫胥黎对此书原本的介绍,读过此书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归纳方法传入的另一个途径是科学译介中的范例。以合信在《天文略论》和《博物新编》中介绍的天文学史为例,他首先讲道:“自前明嘉靖二十年,泰西天文师名嘉利珂者,始造窥天大千里镜,具见日月五星体象,缩百千万里之遥,了如指掌。由是夜观日算,遂深悉日月星辰转运之奇”,而伽利略的理论之所以被接受,“非特一人所言,且非特一国之人所言者,乃经各国之天文士用大千里镜窥测多年,善观精算,分较合符,非由臆说,或有不合,并为订正,其法果真,乃为载书以传后也”,从中可以读取到观测、确证等归纳方法的元素。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受传教士译介归纳方法的影响,晚清文人的认知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王韬《英人倍根》一文就专门讨论了培根的思想,认为培根“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不欲取法于古人”,而是将知识的标准诉诸经验:“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更为广泛的影响体现在《格致书院课艺》中,它汇集了格致书院考课中的题目、优秀答卷和阅卷人评语,从中可以发现晚清学者对归纳方法的认知。例如,针对“《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的题目,朱澄叙就论述了中西研究方法的差异,认为“先儒意主穷理,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而西学“几欲尽天地万物而一一格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晚清科学文化研究”负责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传教士的上述工作为西方科学方法的引进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严复、王国维等中国译者继续着有关归纳方法的翻译工作,产生的影响也远大于传教士。但如果跳出辉格史观,再考察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尤其是中西学术方法的会通,不仅可以丰富对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的理解,同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的异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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